转自陆兴华的理论车间
说教就是你要帮着流行的、主导的大多数人的道德说话。那是一些非常无聊的话，你自己也不一定相信，却要去说，自己不去执行，但生怕别人不执行，好象担心你会因此吃亏似的。
比如，方舟子这样说：“像医生、护士、律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以及教师都属于这样的行业。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有了特殊的责任，需要对学生和公众做出一定的承诺，而不能特立独行。”这话听上去不是方自己推理出来的。他不用个人信念来说服我们，而是直接搬出流行道德，用了这些不知道谁说在什么场景中说的话，来压人。但这段话对于范美忠的个人选择的适恰性，他就没说一个字！不知道这段话的适恰性，就是他自己脑子里的道德论争和道德认识能力的混 浊。
这段话很正，但仅此而已，它是不针对任何个人具体道德处境的。道德处境如果都可以这样对照字面来对付，那还是道德处境么！方舟子这段话，哪个读书人会不懂，难道范美忠会不懂，会不承认是对的？这段话，在我们的道德实践中是无用的，正如我指出，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前设，对对范的道德选择决断前是无用的。
我们要反问的是：为什么方舟子竟无惮到可以不考虑这段话对于当前情境的适恰 与否，而专制地不管合适与否就将它压到别人头上？为什么他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总已习惯这么做，而且做得如此威风凛凛？
从我这个哲学教师的职业角度来看，这样做，恰恰是读书人自己的一种道德怯懦！走道德中线，找到最流行最被习惯的道德选择，依附上去，还要将它压到旁人头，尤其是那些被认为还要你去启蒙的文化不高的群众头上，是中 国读书人里最无耻的一种行径。至少是一种懒惰，对于一个在媒体里跳来跳去的自己感到是知识分子的人，是不可原谅的！
为什么要去这样维护？读书人从中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呢？想来想去，就只有一种，那就是：好让他们来当道德教师，让他们的话成为圣言，象周孝正一样语重心长地抨击社会现象，来当visionary！只为了他们觉得自己的话重要，齐国平天下之外，还垄断地制造道德教训。
我就想不通：一个读书人，一个受过社会启蒙，具备蛮高的哲学资质的人，怎么还会这样？想来想去，只猜测：他们都是乏味的人。
他们语言和面目都可憎，他们会那么乏味而自己不知道，我想就是因为他们拒绝或害怕道德论争，而道德论争是非常有意思的。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在道德上将许多前设置疑，甚至故意与流行道德唱反调，表明“为什么一定会这样的呢？”这种姿态，我们说的话，才有点意思，否则，象方舟子说的那一段话，早写在小册子上了，有必要去写吗？
在生活中，尤其在范美忠事件里，我到处看到这样的人，连范美忠自己都犯读书人的毛病：用理论来推理道德，将毫无新意的道德命题句重复一遍，就算在论证了！双派都这样。
实际上，我们应想一想：大多数的话别人是都会说，可能已说过了，用得着我去说？一定要反复自问：我这样说有新意么？许多的道德立场不是它们不对，而是它们与我们当下的场景不相关！你乱引用大的原则，就象是拍照的对不准焦距！
道德论证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象写小说一样地曲折，我们从休谟与斯密的道德论证中可以见到。每一条道德原则都是可以撼动的，而实际上，它们就是用来让我们撼动和推翻它们的！
我以前写到过，大多数拥护的道德（口头和书面的道德命题句），福柯认为是社会和历史中专制液压装置里的推动力量。现代社会中在他看来，就是中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学院知识分子）的那点平庸道德，那点儿只被他们说而不执行的道德被强压到下层阶级，政治专制就是其结果，福柯甚至认为希特勒在这中政治专制压迫中也只是一个关节和支点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中宣部和文明办倒是不着急范美忠心里面的不道德想法（心里面！），却有那么多的读书人自觉跳出来，如此气急败坏地要来维护那个本来就莫须有，只被用来欺骗我们的所谓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如果真有所谓职业道德，我只希望一个有独立人格独立思考和具有独特道德选择能力的人来执行。我绝不希望方舟子和周孝正这样的道德程咬金来执行。我的愤怒就在于，我们的社会的所谓正义，是这样人来呼吁和寻求！我不要你们这样的如此乏味的人来与我谈道德，我的社会正义不要你们这样的虚伪之徒来捍卫。我嫌你们乏味，快给我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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